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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:当非常措施不再非常时

纽约,2001年9月11日。这幅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集体记忆里: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双子塔废墟。 Steve Mccurry/Magnum Photos

没有什么能比2001年9.11袭击事件更能挫败我们的安全感。此后,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接受国家监控,收集数据也变得愈发普遍。

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09月11日 - 09:00
Sarah Genner

2001年的恐怖袭击就像好莱坞的一部大片:电视里无尽循环的画面如同令人震惊的动作片。针对纽约实施的2起自杀式袭击就这样留在了人们的集体记忆里。这座城不仅是美国的大都市,也是众人的向往之地。许多人都曾登上过如今已倒塌的世贸双塔、享受过独一无二的天际线景致。

对安全感的向往

恐袭过后,美国人空前团结。乔治布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,并“向恐怖主义宣战”。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公布了反恐新法,但此法大多加深了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之间的矛盾。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为了提升安全感,大多数人都做好了牺牲个人自由和私人空间的准备,许多反恐措施就这样保留了下来。9.11让全世界的紧急措施都变为了日常。

监控由来已久

监控并不是什么新事物,也不单单是针对恐怖主义的。虽然不受监视的生活是保护私人空间和自由的一部分,但谁该受到保护、谁又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监视,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发生改变。就拿瑞士来说,30年代初苏黎世市的警察就掌握着同性恋的名单,直到1979年这一暗中掌握动向的制度才废除。伯尔尼和巴塞尔也随之将同性恋名单销毁。

出于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,冷战时期瑞士的联邦警察对个人及组织进行了监视及暗中侦察,共收集了90万份监视记录,其中三分之二的“微缩卡片档案”与外国人有关。这就是1989年披露出来的“档案(Fichen)丑闻”,并让瑞士因国家监控而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。

然而瑞士人针对“Fichen”的愤慨很快烟消云散。2018年大部分瑞士选民都同意对领取社会福利的人进行监控,如果他们涉嫌欺骗的话。

2016年瑞士选民又通过全民公投接受了监控法;2021年通过了情报法。这让瑞士的反恐法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严厉的。联合国人权特使在去年秋天公投后表示,瑞士为极权政府开了个“好”头儿。

9.11后监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

如今大多数人的行为都被数字化监控着-出于商业目的。一个公司掌握的个人信息越多,越容易有针对性的向这个人推送广告。当代有一批成功企业都是数码公司,它们大多分布在美国和中国:著名的有谷歌、脸书、亚马逊、阿里巴巴和腾讯。这些公司最重要的赢利模式就是向目标群体精准投放广告,所以它们必须收集数据。

已退休的经济学教授Shoshana Zuboff是少数几个在美国大声疾呼多年的人,她告诫人们要关注硅谷企业的市场权力和傲慢态度。她揭露出数码经济的阴暗面:人已成为免费的原材料来源和行为数据的供应商。“监控资本主义”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突变,它表现为史无前例地将财富、知识和权力集于一身。

监控已成日常:楚格州公共汽车里的摄像头。 Keystone / Gaetan Bally

“谷歌是监控资本主义的先锋,”Zuboff在她2018年出版的书里写到。这家互联网公司从历史变革中获利颇丰,它是9.11后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机器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,谷歌和谷歌的技术在利用网络监视人们。

9.11效应余波未了

有趣的是收集数码化的个人信息并未招致太多反感,或许人们陷入了保护私人空间的两难境地吧:我们是想保护个人数据和私人空间,但为了不付钱,我们都可以抛弃。社会学家David Lyon将此称之为“监控合理化”:超市的会员卡、公共空间里无所不在的监控摄像头、机场和体育场的安检已令我们习以为常。

9.11后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。然而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安全性,另一边是公民权、隐私权。在瑞士为了找出恐怖主义“嫌犯”,还出台了新的情报法,完全继承了后9.11时代的精髓。

(译自德文:宋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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