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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反恐法威胁到瑞士的行动主义

Ti-press / Alessandro Crinari

危险、无效、太不专业-指向瑞士新反恐法的批评可谓尖锐。按照数位专家的说法,这部新法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,可能威胁到某些政治活动人士。此话到底是危言耸听,还是有根有据?瑞士资讯swissinfo.ch就此展开调查

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07月17日 - 09:00

“我们担心新反恐法会针对居住在瑞士的泰米尔活动人士,”尼达尔桑 (Nitharsan,化名)解释。现居巴塞尔的他虽在瑞士出生长大,却加入了瑞士的年轻泰米尔人组织“凤凰-下一代”( Phoenix - the Next Generation),为争取斯里兰卡泰米尔少数族裔的自决权做着斗争。

“斯里兰卡政府出于我们的政治活动而将我们定为恐怖分子,”尼达尔桑透露。这位活动分子不愿回到祖国,因为按照斯里兰卡反恐法,他将面临入狱风险。2019年复活节科伦坡发生恐袭,造成近280人死亡后,该法的实施范围被进一步扩大。捍卫人权者对这些新的法律条款做出抨击,担心它们会被用来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。

自从6月13日的全民公投通过了《联邦反恐治安措施法》(MPT),尼达尔桑担心他的行动主义会令自己也登上瑞士的“潜在恐怖分子”名单。如果这些资料与外国情报部门共享,那么泰米尔活动人士及其亲属就会面临危险。“这些人就因为跟我们有关联,在他们前往斯里兰卡,甚至印度或马来西亚度假时便可能被拘捕。他们在这些国家都可能遭受拷打,那里毕竟不像瑞士,”尼达尔桑吐露。

危险的法律

乍看起来,这种剧情似乎危言耸听。瑞士是个法治国家,自称是民主的典范。很难想像一个从未犯过罪的人能被归入“潜在恐怖分子”之列。

然而,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尔斯·梅尔策教授(Nils Melzer)也认同泰米尔活动人士的担忧,他确认说:“我每天都会处理此类案件。在一些不尊重人权的国家,经常会有人失踪,就因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潜在恐怖分子名单上,但却没人知道这些名单是怎么来的。”他特别举了巴基斯坦的例子,那里“平均每天两人会失踪于治安机构的手中”。

我们也不能假定瑞士政府不会外泄这些资料。这位特别报告员对此深信不疑:“如今不跟其他治安机构合作就搞不了反恐。此类名单是会共享的。情报法甚至考虑到了这种做法。”

太不专业的立法

具体而言,新法允许联邦警察署(fedpol)对涉嫌存在威胁性的个人采取一系列措施,包括要求其进行谈话、前往有关机构报到,或对其实施软禁等。诚然,预防恐袭的目的值得称道。“我自己就曾有同事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。我不是说不应该行动,但必须以专业的方式行动,”梅尔策教授强调。

“瑞士对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比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要更宽泛、更模糊”

尼尔斯·梅尔策,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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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问题在于新法对“恐怖主义”所下的定义,即“旨在影响或改变国家秩序,并有可能通过严重犯罪行为或以此类犯罪行为相威胁,或通过传播恐惧来实施或推动的行动”。

梅尔策教授解释说,在世界各国,一名恐怖分子必须具有为政治原因传播恐惧而实施暴力犯罪的意图。“在瑞士,现在一个没有一点犯罪意图的人也可能被定性为‘潜在恐怖分子’。瑞士对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比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要更宽泛、更模糊,”这位联合国的瑞士报告员惋惜地表示。他甚至担心那些独裁国家会借鉴瑞士的法律。“我们做了很坏的榜样。”

结果:基于这个定义,各种类型的活动人士可能都得人人自危,这位特别报告员认为。他列举了泰米尔、库尔德、西藏活动人士,以及穆斯林群体和环保主义激进分子。

政府的承诺

在《联邦反恐治安措施法》的投票宣传期间,司法与警察部部长卡琳·凯勒-苏特(Karin Keller-Sutter)曾保证过,称这些措施不适用于活动人士。“必须真正构成威胁才会成为潜在恐怖分子,”她在接受法语区纸媒《时报》(Le Temps)采访时确认。

联邦警察署也希望大家放心,其发言人弗洛里安·内夫(Florian Näf)在给瑞士资讯的回复中写道:“激进观点不足以动用反恐治安措施。”联邦警察署还保证,新法未考虑编制潜在恐怖分子名单。这位发言人明确指出:“我们始终会基于可观察到的事实进行个案评估。”

人们确实可以假定,作为民主国家的瑞士会以非歧视性方式应用其反恐法,但现在也确实有了针对破坏性活动人士的法律基础。梅尔策教授未能被政府的承诺说服:“最初法律当然会得到合理应用,但有关机构将会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余地。”

他观察到新法甚至在生效之前,就已经被联邦政府用作镇压的工具,例如在今年5月底,警方曾对呼吁拒服兵役的气候活动人士的家进行了搜查。这位特别报告员认为,危机的出现有可能改变政局,导致此类法律应用面的扩大。“我们可以想像疫情引起紧张局势,而新冠怀疑论者开始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,”他指出。

“在法国,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项措施主要针对的就是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”

纳迪亚·伯伦,国际特赦组织瑞士分部发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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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阶段还难以纳入各种防线以预防新法被滥用。“加入澄清与限制该法的各项条例是极为重要的事,”梅尔策教授强调,但他对联邦委员会这么做的能力表示怀疑。这位特别报告员提到了1989年的“卡片丑闻”(scandale des fiches),当时瑞士发现了90万公民被秘密监视,而最近的Crypto全球间谍事件也不能忘记。梅尔策教授认为:“这些丑闻表明,政府对情报部门的行动不总是了如指掌,而在过去也未能做好监督工作,像在法治国家中该有的那样。”

法国的先例

日内瓦大学公共法教授弗雷德里克·贝尔纳(Frédéric Bernard)同样认为,新法给政治行动主义造成威胁。他强调说,在法国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。“2015年巴黎恐袭后赋予政府的特殊权力被用来对气候活动人士实施软禁,”这位教授提醒道。早期环保活动家若埃尔·多芒茹(Joël Domenjoud)就是一个例子,他的证词被登载在人权保护组织国际特赦(Amnesty International)的网站上。

国际特赦也认定瑞士反恐法为任意性打开了方便之门。“有人可能会基于歧视性标准遭拘捕,”该组织瑞士分部发言人纳迪亚·伯伦(Nadia Boehlen)遗憾地表示。法国已有这方面的先例,她指出:“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项措施主要针对的就是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。”

无效的措施

这部新法似乎是对法治做出了妥协,然而我们是否能指望它来预防针对瑞士领土的袭击呢?梅尔策教授认为不能,他表示这项法律没有效果。在这位特别报告员看来,新法提出的预防性措施从根本上来说不算糟糕,但其介入极端化过程的时机太晚,因为法律条文规定,只“在有具体和实际迹象表明该人将从事恐怖活动的情况下”,才能采取这些措施。

“恐怖分子都准备好采取行动了,你才威胁要软禁他,这根本吓不住他。极端化分子连自己的命都不会顾惜,”梅尔策教授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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